8月28日，國務院國資委網站發布消息稱，經報國務院批準，中國國電集團公司與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合并重組為國家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這是今年6月以來，國資委宣布的央企兼并重組“第三單”，經過此次重組，目前國資委直接監管的企業（央企），從2003年國資委成立之初的196家大幅縮減至98家—從數量上看，央企已經減半。

“總體上不設時間表和數字目標，成熟一戶、推進一戶。”8月30日，國資委企業改革局局長白英姿在媒體通氣會上表示，十八大以來，先后有18組34戶央企實施了重組。下一階段央企重組將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及“一帶一路”倡議的總體需求，因時因企采取不同的方式進一步推進。

1997年，國有企業經營困難，出現了大面積的虧損，并進入了“三年脫困”時期。當時國有企業改革出現了“拆分”的思路，譬如電信業拆分、國家電力公司拆分等。2003年國務院國資委成立后，提出了做大做強國有企業的目標，國企重組由“拆分”又走向了“合并”。

“不同時期，面臨的問題不一樣，采取的手段不一樣。不過，改革的目的都是打造更強、更有效率的國有企業。”對外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教授李長安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

作為國有企業的重中之重，央企20年間的“分與合”背后，面臨的是哪些問題？改革的邏輯是什么？本輪重組中，央企的目的和使命是什么？

合并提高國際競爭力

2012年下半年，中國北車與七八家公司在競標阿根廷動車訂單時，報出了239萬美元/輛的報價，中國南車卻突然介入，最終以127萬美元/輛的低價拿下了訂單。此前，阿根廷一直是中國北車的市場。

中國北車向中國機電商會狀告中國南車惡意競爭，認為此舉降低了阿根廷對中國軌道交通裝備價格的信任。事實上，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此類惡性競爭并不罕見。在國際市場上，中國企業因規模小而缺少話語權的事情也曾出現。

這也是央企此輪重組合并的主要背景之一。

為了增強國際競爭力，減少兩敗俱傷的局面，2015年8月，分拆了15年之后，南北車又走到了一起，重組為中國中車。重組前，兩家公司在業務上高度重合，曾是世界前兩大高鐵制造商。

“兩家行業內的龍頭企業合并，這在2000年代肯定不會發生。”國資問題研究專家祝波善表示，2010年之前央企重組主要是強勢企業兼并弱勢企業，目的是希望打造出更多的世界500強企業，同時保持行業內的一定競爭。如2009年中國聯通和中國網通合并為新的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集團有限公司，形成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三足鼎立的競爭格局。

此輪央企重組為何會出現兩家龍頭企業的合并？民生證券研究院院長管清友等人聯合撰文指出，目前國內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必須依靠出口和產能輸出來化解，在國際市場萎縮的背景下，只有通過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才能實現出口的高增長。強強聯合的方式短期內可以避免內部的惡性競爭，打造國家品牌，對“走出去”效果最為明顯。

“目前央企的整合，一是縱向打通上下游產業鏈，二是強強聯合，橫向上合并同類企業。”白英姿在前述媒體通氣會上表示，這種聯合有益于企業發揮規模效應，解決重復投資、同質化發展的問題，避免企業過度競爭和惡性競爭，還能促使企業集中資源形成合力，盡快向高端方向發展。

從產業鏈角度進行重組

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國資委主任肖亞慶強調，2017年國企改革的重點任務之一，就是深入推動央企重組，特別是在鋼鐵、煤炭、重型裝備、火電行業，“不重組是不行的”。“前幾年同類企業該合并的都合并了，現在剩下來的同類企業不是太多。下一步更多的還是從產業鏈的角度進行重組。”祝波善說道。

李長安解釋道，過去央企在發展過程中，規模越做越大，一些業務產生了交叉，出現了重復建設、產能過剩的問題。此外，像煤炭、電力這類位于產業鏈上游的國有企業，大多處于壟斷地位，對市場的反應速度比較慢。當市場對下游的某種產品需求降低時，國有企業可能難以及時反應過來，也容易導致產能過剩。“產能過剩不僅是中國有，國外也有。”李長安說道。

8月28日，發電企業中國國電與煤炭企業神華集團的重組案終于塵埃落定。根據公告，神華集團吸收合并國電集團，雙方上市公司成立火電合資公司，由國電電力控股。國電電力表示，此次交易將兩家企業位于山西、內蒙古、遼寧、江蘇、浙江、安徽、寧夏、新疆等業務重合度較高的火電資產進行整合，將大幅減少同業競爭。交易完成后，兩家企業將形成長期穩定的煤炭供應關系，充分發揮煤電產業鏈的協同效應；實現在發電領域的優勢互補，避免重復投資，降低產能過剩風險。

有業內人士擔心，央企大規模的兼并重組不利于市場競爭，存在加劇壟斷的隱患。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可以采取“統分結合，內外有別”的方針，即同領域企業在面對國際市場時，通過合并打響中國品牌，在國內依舊保持相對獨立，參與市場競爭。李錦舉例說，合并后的中車公司，在國內市場中，可以按科研、生產、銷售環節分別成立三個公司，在公司下面分化出若干個子公司，內部充分競爭，確保活力。“要繼承上一輪國企改革的成果，如果全都合并在一起，就可能退回去了。”李錦說道。

20年“分合”邏輯

上一輪國企改革的方式，主要是拆分。

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使得本就困難的國企雪上加霜。相關數據顯示，1997年底，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企業為16874戶，其中虧損的為6599戶，占39.1%。1998年新一屆政府上任后，提出了國有企業“三年脫困”的目標。

彼時還沒有“中央企業”的說法，只有大國企。重組的主要思路是將大國企進行分拆，打破壟斷，刺激競爭。

而其時國企重組的背景，是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在當時的情況下，用市場手段解決國企問題是比較好的做法，因此確立了國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一些國企漸漸從競爭性的行業中退出來，給市場騰出了更大的空間。

2003年4月，國務院國資委掛牌成立，原來由若干個部委分散監管的企業變為由國資委統一監管，這改變了國企監管責任不清，“九龍治水”的局面。

這些企業的情況差異比較大，有的在同一個領域里分得比較細，存在同質化競爭。”祝波善對時代周報記者說。另一方面，國資委成立后，提出要培育30-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此后央企重組的思路從“分”轉向了“合”。

此后7年里，央企數量從196家大幅降至123家，平均每年減少10家央企。數量雖然減少但規模卻不斷擴大，躋身世界500強的央企數量從7家增加到了38家，總利潤從2400億元增長到了1萬億元以上。

不過，激進重組的背后，央企“大而不強”“整而不合”等問題逐漸出現。有些央企整合后，在實際業務經營、人員管理方面并沒有實現協同效應。

隨著改革深入，重組的風險和難度不斷增加，2010年8月，新上任的國資委主任王勇提出央企數量縮減速度要放緩。此后不到3年內，央企數量只減少了8家。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新一輪國企改革拉開大幕。作為國企改革的重要抓手，央企兼并重組的速度加快。其中，2015年12月就有4起央企重組，占全年的2/3。2016年又有6起央企重組。

對于下一階段央企重組的重點，國資委副秘書長彭華崗近日表示：“央企重組中，數量并不是最終目的。下一步將更加注重重組的效果和質量，希望打造的是具有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